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
（《论衡·本性》） 王充提到的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大体都主张人性有善有恶，所谓有善有恶，既可以理解为个体之内的部分区分（善的部分、恶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人际之间的个体差别（有的人善、有的人恶）。如竹简《性自命出》云：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
至于夫子性与天道之论的存在形式，又有不同说法。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前者是面向未来，以自身的升进为问。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
孔子顺着子路的性好，又使他意识到了学对自身成长的必要性，使向来专注于自身之所是的局促生命，向着无限升进、无限可能的实践人生开放。参见杨义:《论语还原》下册之年谱后编:《论语》编纂、流布、定型编年，中华书局，2014年。[21]说明信息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一种全新实在。
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学习和跟踪，现在有条件进入独创阶段。[26]刘永启：《论意识的物质性及三层物质观》，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2008年12月。现代科学以实证方式肯定了精神现象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事实。且三层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此外，这种方法的开拓与掌控，还与精神方面的内修相关。注重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早期科技水平和能力（今天来看应用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广义进化论分析了现代科学研究意识的方法论误区，认为要揭示意识本质，我们面临着人类科学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提出了意识转换状态变更的意识状态意识的非常状态乃更根本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常态意识的超意识）。但这并不是说，类比推理或推类逻辑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就失去效用。[15]周山主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31]。
上面提到的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三层物质假说还关联着对意识物质性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可能性。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中的独特思维方法，如实践理性、直觉和灵感、类比和意象等，显示出强大的创造性特征，对今天科技创新仍有诸多借鉴之处。从这种新建立起来的直觉中，人们可以继续作出进一步的抽象。因此，关联制度的人文视野的扩展，与科学方向的内在定位相连，中华独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思维在支配着？ 实践适用理性思维。影响乃至改变这种路径依赖，以善统真的中华科技理念、中华人文思想大有可为。
[27]朱康有：《意识问题：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解决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24][31]《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0、44页。
超越养生和医疗并逐渐形成的中医哲学、中华哲学理念，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科技的重大突破，意义不可小觑。[1]西方与人文割裂的机械自然观，难以兼顾生命自身的价值理性。[26]它特别推崇东方古老的体验和反省方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之概括为中华文化反求诸己的内向性运用意识的方法论，这与现代科学成熟的外求法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李约瑟把中华科学技术反映的世界观称之为有机的自然观，尽管这一表述有相对西方机械自然观的语境，但客观上透露出，有机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关照生命的、不危害生命的科学技术，形成的是系统整体的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的知识体系。那么，中医药学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科学技术呢？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它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具有引领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我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使人们在研究、探索自然时，顾及人的价值选择，故人文性非常突出。
[7]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预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一点根本无法融进现代西方科学体系，当把基于某种形态的科学技术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时，很有可能就将中医药学看成是唯象科学前科学，甚至被有些人污为伪科学。
推陈出新：我国发生颠覆性科学理论与技术的臆测 纵观科技史上两次大的科学革命以及之后产生的技术革新，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涉及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等基础概念的变化，进而带来人类哲学观的进步、科技层次的飞跃。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才能推动其发展，而代替、否定只能阻滞其作用的发挥。
问题在于，我们要另辟蹊径，发挥自己文化蕴含的特殊方法论优势。一般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认识一个事物，我们用来测量的工具尺度要精确于被量度的对象才能有效。
重大科技创新应该密切关注人类社会长远的价值需求，尽力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尤其在可以预知的发现、发明之初，不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28]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对有关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留下了许多原则性论述，认为意识除了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机能内部状态，还是最高的产物。守正即深具价值规范、引导功能，符合科学人文化方向。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右脑记忆量是左脑100万倍。
把一切都习惯于比类阴阳五行及其变化关系，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度发展。研究信息这种实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思想和大脑、精神和物质的相互关系。
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23]关于第三层物质（信息或气）向第二层物质（能）、第一层物质（质）的转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验，比如第三层物质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还有向农业延伸的对比实验（均属于第三层物质的存在性验证，且有向生产力转化之趋向）。
195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联名发表《迈瑙宣言》，指出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时，也在向人类提供自杀手段。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深入不断的反思、对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学发展新的模式正处于历史建构之中，道德与科学结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导科学理性，无疑将成为以后科学建构的基本思路。
我们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16]。所谓气，泛指一切状态，物质状态是气，精神状态也是气。世人一般将全知全能赋予上帝和神明，但马克思说，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13]，只要唤起人的自觉，开发出人固有创造潜力，灵感甚至能自觉运用，人就有可能内在地具有象神一样的本领（当代智能化实践已经外化实现了很多这方面的能力）。恩格斯即肯定了辩证法的这种功能：它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8]。
[6][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1、492、874页。将来科学的创造性思维，未尝不可把内外向实践方法结合起来，如欧文·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指出的：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为未来人类进化指明道路[10]。
[22] 与西方强调信息横断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发展了对信息作为时间延续属性的功能性认知，将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科技公认的气论基础结合起来。守正创新在科技战略规划、科技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2]势在必行。
比如，高攀龙言此中境界无穷，阶级无穷，非实修实证者[9]不能了解这一心性修为过程，这里的实证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就是通过认识、强化、更新自身生命历程，从而认识、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大自然属性的方法。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